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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，我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“八连增”。然而，“八连增”并不能掩盖粮食生产的隐忧。例如，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紧缺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还处于脱节的状态。很多所谓的填补“学术空白”的成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，无法真正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。这些“创新”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创新。

1月6日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赵刚在接受《中国产经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造成我国农业科技领域这种尴尬的原因在于我国评级机制的不合理。

赵刚表示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研发工作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，国家的投入、设备和人才都聚集在这里。而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主要评价标准就是SCI(科学引文索引)的数量与影响因子、获奖等级等。评价的结果又直接影响科研人员的职称，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数量和划拨科研经费的多少。

再加上我国的科研项目都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，比如5年。但技术创新靠长期积累，不是靠一个课题组三五年就能解决的。例如，植物新品种培育需要10年，动物新品种培育需要20年以上。

在这种评价机制下，专家们只能被逼得埋头写论文、著作或者报告，而没有时间去接触基层，更没时间去做市场调研。科研成果到底能对农业发展做出多大贡献，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。“这也就造成了我国农业科技研发的扭曲。”赵刚说。

农业科技改革必须重建科研成果的评级机制。赵刚表示，我国必须把农业科技进行分类管理，一类为公益类研究。包括：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；一类为开发应用类。

后者更贴近市场，可以交给企业来做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，市场为导向，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。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的了解和预判，自行组织专家进行研发。研发的成果由企业进行产业化、市场化。国家可以给予企业的研发机构一定的支持。例如，让其承担科研项目，划拨科研经费等。这一部分科研成果的评价可以交由市场进行评价，适合则推广，不适合则被淘汰。

前者的风险大，研发周期长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。这一类研究必须由国家承担，评价的主要标准可以是论文、报告、实验室成果。“这部分科研机构只须一心一意地搞科研，不用承担经营任务，不需要搞创收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这类研究国家不能急于求成，要给予研究人员足够长的研发周期。”赵刚说。